为中国经验羞愧难当

　　“发展、就业及社会团结面临的挑战”，听上去很大众，但在奥斯陆开的这个国际会议，往大里说，有历史意义。

　　有史以来第一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国际劳工组织（ILO）联手开会讲就业。传统上，IMF关注宏观稳定，ILO关注工人权利。双方走到一起，如同资方与工人握手言欢。

　　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说，IMF宏观政策不能脱离现实。发展要有用，一定要能创造工作。ILO总干事索马维亚认为就业不平等在危机后加剧。工人与雇主之间应平等谈判，公平分担痛苦。

　　会就一天，有四位首相/总理与会。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说，紧缩有痛苦，如果民众没有参与决策过程，就不会有稳定。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说，失业严重，但80%失业者有保险，人人有培训。挪威失业情况好于欧盟，首相斯托尔滕贝格说有三个经验：未雨绸缪；与工会合作；社保改革。

　　政客讲就业当然是出于讲政治。但讲政治有什么不好？他们强调“没有就业的复苏不是复苏”，不正是最大的政治？

　　与这些发言鲜明对比，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发言者介绍中国经验时说：劳动市场非常有弹性，因为企业不用与农民工签约，可随时雇佣和解雇；农民工出来工作不带老婆孩子，所以流动性极强。

　　我在台下听着，为中国经验羞愧难当。

当自由办学遭遇学历社会

 

　　不久前，我被新上任的州长任命为弗吉尼亚州公立社区学院系统15名校董之一，任期为四年，该社区学院系统有50万学生。唐骏“博士”学历的真假被质疑之后，我接到一些相熟的朋友和读者的来信，询问如何辨别美国的“野鸡大学”，我刚好可以就相关话题做些深入的介绍。

自由的办学制度

　　1636年，在“5月花号”移民北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马萨诸塞殖民地的人民开办了这里第一所大学。一位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教士约翰·哈佛将自己的四百多本书和七百七十九英镑捐给了这家学校，因此学校被命名为“哈佛学院”。学院的注册到1650年才完毕。与当时的牛津、剑桥这些由英国国王给予特许状、出过物理学家牛顿、思想家培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大学相比，哈佛在学术殿堂里毫无地位。学校重点培养的不是人文社会自然学科的学者，而是基督教新教的教士。

　　我的母校哈佛大学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后来居上，超过旧大陆的许多历史辉煌的古老学府，最后成为世界学术的尖峰，依靠的是美国的自由精神。特别是在1805年之后，哈佛的教育世俗化，使得这里成为学术和思想自由的中心。这种自由精神同样体现在企业制度上。在这里，有志于办高等教育的人都可以注册成立大学。除了军队院校之外，联邦政府没有直接立法规定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标准。

　　私立大学办得最成功的往往是宗教团体。比较著名的有摩门教的杨百翰大学，耶稣会的乔治城大学，天主教的圣母大学，南方浸信会大学等，其宗教色彩保持到今天。而哈佛、耶鲁这些早年由大量新教徒移民参与建立的名校，最初也是以培养宗教学者与教士为主。后来又出现了一批以社会改革为目的的院校，特别是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废奴运动和民权运动的活跃分子为黑人开办了一系列高等教育和培训机构，现在还存在的有105个，包括在首都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和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大学。另外，成功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也促使他们中许多人将资源投入大学教育，像卡内基-梅隆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洛克菲勒大学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这样的历史渊源为美国高等教育留下了一个重要的传统，亦即美国正规的私立大学基本上不以盈利为目的，经费主要由学校的基金开支，学费只是学校收入很小的一部分。学校基金的来源，有民间特别是校友的捐款，也有基金营运中产生的利润。比如哈佛大学的基金，目前有大约350亿美元，为各学校中最高，而且校友们还不断捐赠。一般来说，越是好的学校，成功的校友越多，获得的捐款数额也就越大。同时，因为大学的非盈利性质，各级政府会为种种项目拨款，这就大大地削弱了以盈利为目的的学校的竞争力。

　　私立教育机构的发展也推动了公立大学的产生。最早的公立大学出现在东部弗吉尼亚、北卡罗莱纳、佐治亚等几个州。19世纪50年代，各地增加高等教育——特别是与农业技术有关的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大批农业技术学校应运而生。1862年林肯政府时期的立法，根据该州国会议员的人数拨给每个议员名下三万英亩土地，出售所得用于公立高等教育。此后，各州都建立了自己的公立大学系统。办学最多的加州，其中包括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1所分校）、加州州立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23所分校）、加州社区学院（California Community Colleges，109个校区）这三大系统。公立大学由各州政府拨款，对于本州居民，学费相当便宜。

　　然而，大学教育是一项耗费巨大的长线投资。尤其是在营造一个鼓励思想自由和发明创造的环境，能吸引各方面人材，绝不是急功近利者能做到的。因此，美国登记办大学很容易，但以牟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消失也很快。只有那些真正为高等教育做出了贡献的机构才能长期生存发展。因此，在分辨美国正规与所谓“野鸡”大学，学校历史的延续与非盈利的性质是两项非常重要的指标。

全球化下的信息不对称

　　自从哈佛建校以来，在三百多年时间里，世界上排名在前的学校中，美国高校占了大部分。不过，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所谓“文凭工厂”，依靠出售文凭牟利。自1980年至1991年，联邦调查局曾经在多个州开展了打击假文凭的活动。其中有一位探员后来在国会作证说，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买到了10个本科学位，19个硕士学位，4个哲学博士学位，2个医学博士学位。这次调查行动不仅发现了2567所无证学校，而且还挖掘出了202个得不到行业认可的“认证委员会”。最后有39家无证学校因为对人造成了实际伤害而被关闭。

　　政府要关闭无证学校并不容易。美国的法律对于“大学”这个称号并没有规定，无证教育机构自称大学并不犯法。而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以规范高等教育的权力，该项权力主要落在各个州。有多个州就此进行立法，但是这些法律却在法庭上遭到挑战。比如怀俄明州立法规定，求职者不得在简历上列入没得到认证的大学中获得的学位。有所学校为此控告州政府，指出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原则，从该校获得学位的人有权利去表述这一事实。最后双方庭外达成协议：可以在简历上列出该校的学位，但同时也必须注明该校没有得到认证。

　　另外，有许多号称“大学”的牟利机构的主要业务是办短期职业培训班。这些机构对工作市场的需求反应快捷灵活，在求职者与雇主中往往很受欢迎。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电脑的使用迅速普及，无论是装配、维修还是操作人员都大量短缺，短期的电脑培训班比大学中的有关院系更能适应人力资源市场。在简历上列出受过的专业培训，对于求职非常有帮助，尽管那些培训机构不一定有名。但是，除非雇主无知或者当事人有意行骗，否则从这些地方发出的硕士博士之类的学位是没有人会去当一回事的。

　　可是，全球化与互联网的兴起给了那些学校以新的机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美国大学的学位不啻于铁饭碗金招牌。“文凭工厂”利用两边的信息不对称，打着“互联网远程教育”或是“合作办学”的旗号，到第三世界国家中去滥发文凭牟取暴利。尽管这些学校在美国毫无学术信誉，但是在不明就里的人中，还着实能有狐假虎威的作用。

　　这种文凭工厂是美国人骗外国人的，但是近年来许多外国移民也瞄准了这个机会。移民们对母国的市场需求与消费能力都很了解，办文凭工厂的成功率非常高。在“东亚四小龙”起飞之后，台湾和韩国很快就美国文凭满天飞，让一批早年在美国苦读后回归的博士硕士们，看着自己手中被缩水的学位好不气愤。

　　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中国留美学生，绝大多数人穷得连申请费都交不起，幸运一点的依赖学校的奖学金，倒霉的靠自己打工，但是所有人都必须有正规大学发出的签证表才有可能得到签证。那时候，中国人甚至没有听说过有文凭工厂这种事。在90年代中期，中国的富裕阶层开始成为行骗的对象。不仅有各种奇怪的学校到中国去招生，还出现了冒用正规大学名字的中介。

　　前不久，我接到附近某大学负责人的来信，希望我能够帮助该校打开中国市场。这家盈利的大学是几位南亚移民办的，以从事职业教育为主，也有一些本科和硕士课程。在同类学校里面，该校的规模和声誉都还不错。到中文网上一查，却发现在大陆和台湾都有人指控该校诈骗。询问时我被告知，几年前该校雇用了一位在美国卖旧车的华人去打中国市场，结果此人在中国利用校长的签名去办学，自己中饱私囊。最后，学校只好在中美两地雇律师来解决问题。

　　大批无认证、不合格的学校在中国招生，导致中国的教育资源与财富大量流失。这些学校发出的文凭，实际价值还没有用来印文凭的那张纸值钱。官员与商人拿真金白银去换这些废纸来满足虚荣心或者行骗固然令人厌恶，但是急于望子成龙的家长将血汗钱与孩子的前途投入到这些贪欲的无底洞里，那才真是中国的悲哀。

被忽略的资源：社区学院

　　我曾经问过中国的家长，为什么要将孩子送进那些不入流的美国大学。得到的回答是，“美国学位找工作容易”。但是，因为家长钱不足够多，孩子英文也不足够好，往往宁愿选一所费用便宜的学校，也不愿去社区学院。理由是，那些学校只有美国的穷人才去读，毕业后名声不好听。这大约是国内比较普遍的认识。

　　其实，社区学院是美国高等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成年人中有19.5%曾经在高等学府就学，但是没有得到学位，有7.4%的人得到的是两年制的“副学士”，17.4%的人有本科学位，9.9%有研究院的学位。其中，社区学院培养出来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以我所在的弗吉尼亚州为例，整个州的社区学院系统包括了23所两年制大学，共有40个校区，每年从社区学院毕业的学生超过了其他大学的总和。州政府每年为该系统的拨款超过12亿美元。下面的叙述主要根据的是弗吉尼亚州社区学院系统的情况。

　　社区学院与高中、四年制大学、职业教育几方面都挂钩，在教育体系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些学院采取所谓“开放式入学”，学生只要证明有高中毕业或者同等学历都可以入校。不过，有些特殊的课程依旧要求学生通过考试才能进入。学院里通常没有宿舍，通常是本地人就近入学。学费很低，低收入的家庭也能够负担得起。2009年社区学院的本州居民全日制学生一年学费仅为2781美元，只有公立四年制大学的三分之一，比中等以上的私立大学更是便宜了许多。

　　社区学院通常会与州内的四年制大学签约，后者同意接收那些分数达到一定标准的毕业生，他们可以将学分转到四年制大学继续学习。弗吉尼亚社区学院与20多所大学，包括著名的威廉-玛丽学院、弗吉尼亚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等等都签订了合约。读两年后，GPA超过3.6的学生马上能进入威廉-玛丽学院，超过3.5的则可以进后两家大学，开始上第三年级。高中学生在上学期间可以到社区学院选修课程，大学承认所得的学分。这为成绩优良的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并为日后的发展铺平道路。这一制度深受家长和学生的欢迎，为许多中低收入的家庭减轻了负担，也为一些原来没有机会进入上述一流大学的优秀学生提供了机会。事实上，教育界的研究早已证明，无论学校属于哪个等级，10%最优秀的学生在智力与能力上是差不多的。

　　社区学院的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针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进行职业培训。有许多的培训课程为的是获得执照，而不是计算学分。职业培训出来的技术人材，其经济收益往往超过四年制大学毕业生。比如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用人单位要招聘年薪三四万美元的文字秘书，往往会有几十个有大学毕业文凭、有经验的人去申请；可是招收电工之类技术工种的单位，却很难找到合格的候选人。北弗吉尼亚州一个有执照的水暖工，平均能够挣到80美元每小时。大量短期的职业培训班也是与雇主合作进行的，按照培训者现在或者毕业后的工作需要度身进行教育。这也使得学生能够避免“毕业就失业”的困境。

　　在中国教育部的网站上，弗吉尼亚社区学院系统的全部23家都榜上有名，而本地区名字响亮的无认证学校并不在其中。尽管如此，中国还是有官员和商人源源不断地到“文凭工厂”去，呆几个星期之后得个MBA之类的头衔。

关于“成功学”的一点题外话

　　不止一次，我接到读者来信，问美国“成功学”的情况。由于过去从来没听说过这门“学问”，我便上网查了一下，原来这是近几年出现的不折不扣的中国名词。其核心无非是狗皮膏药“一帖灵”之类的广告词，其精神造就了一批唐骏之类的人物。

　　在美国，以及在任何有着正常道德规范的社会里，一个人成功的首要标准，是他对周围的人与社会的贡献。

　　成功人士的头衔被赋予那些创造价值的而不是掠夺财富的人；那些慷慨给予的而不是巧取豪夺的人；那些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附着在权力机器上去吸血的人；那些心灵充实自信而不是空虚懦弱的人。

　　“成功学”充斥的社会，是一个失败的社会。

　　龚小夏为美国弗吉尼亚州公立社区学院系统校董

　　2009年该州第46选区共和党议会候选人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0年第8期 出版日期2010年08月01日 订阅《新世纪》  |  注册财新网

起底禹晋永

本文见《财经》杂志2010年第16期 出版日期2010年08月02日   共有6条点评

禹晋永的十年“成功史”，恰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成长对应。在这个由土地与资本构成的产业中，依靠“空手道”于银行、地方政府之间辗转腾挪的，远非禹晋永一人

《财经》记者 张鹭 实习记者 王培成 特约作者 张明

　　在被媒体曝光涉嫌虚报注册资本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后，中国世代投资控股集团主席禹晋永先以“谣言”笼统回应，继而发表律师声明，将媒体报道斥为失实，声称或对几家媒体与个人提出5000万元的高额索赔。

　　这位西太平洋大学工商管理学博士，在他的校友唐骏身处“学历门”漩涡时，曾高调公开声援，未料“给唐总补了一枪”并引火烧身。

　　自2000年左右从故乡四川来到北京，此后十年的“成功”史上，利用媒体进行包装，并将知名度转换为“生产力”，禹晋永一直如鱼得水。但这一次，局面已然失控，那些曾经耀眼的光环终成“人肉搜索”的把柄。

　　“禹晋永事件”已超乎学历、经历、捐赠、头衔等方面的造假，“不再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了，他已经涉嫌犯罪。”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认为。2010年7月23日，吴丹红以公民身份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报案，目前尚未获公安部门立案。

　　据《财经》记者在北京、梁山、天津、重庆调查，除文首两桩丑闻，在被黄光裕解雇后，禹晋永还涉嫌在天津、重庆等地以空壳公司洽谈政府重大工程项目，最后均因无力消化而流产，前期的巨大投入最后被当地政府埋单。

　　而在这张画饼不断膨胀的过程中，未经核实的媒体报道、急功近利的地产商人以及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迫切心态，皆是其生存土壤。

　　以禹晋永为镜，映照出的是房地产行业的混乱一面，此道“高手”亦远不止他一个人。

　　绵阳旧事

　　据禹晋永提供给梁山县工商局的履历表：生于1963年4月12日的禹晋永，15岁即进入武汉军区服役；1982年转业进入绵阳市公安局任干警；1990年起任绵阳市粮食局科长；1993年在四川省绵阳市土地开发建设总公司任总经理兼党委书记；1995年出任四川永嘉房地产投资开发集团董事长、总裁；1999年起，他任职台湾凯胜工业集团（下称台湾凯胜）的董事长助理、总裁。

　　但据绵阳市粮食局一名老员工介绍，禹父为任职绵阳县粮食局退休干部，禹本人于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该局工作。1992年前后行政区划调整，他到了绵阳市涪城区粮食分局，但一直是普通干部。

　　关于其“公安局干警”经历，绵阳市公安局政治部工作人员在检索了所有的数据库后回复《财经》记者，里面没有找到禹晋永或禹晋勇的名字。

　　上述粮食局老员工说，在粮食局工作时，禹晋永的“口碑就不好，不实在，喜欢吹牛，做事也不踏实”。上世纪90年代他离开粮食系统后，同事们便再无其消息。

　　禹晋永离开粮食局直至北上京城闯荡前的这段经历，无处查证。不过，这段经历并未给他带来财富。据其自称，2000年他攥着姐姐给的4000元钱，抵京当夜，“就睡在职工宿舍的大门口，那天晚上北京下大雪，这一刻我永远都记得。”

　　2000年或2001年，禹晋永来到台湾凯胜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创纪电子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创纪）应聘分管销售的高管职务。其在北京创纪的前同事介绍，当时企业在液晶领域的发展需要资金，“说话很大”的禹及时出现，承诺能帮公司找到资金。

　　但资金并未随着禹晋永的就任而来。这名前同事回忆，“他动不动就申请谈项目的经费，每次都是数万，而这些项目一听就不着边。”后来该公司财务经理偶然发现一份禹不服判决的司法上诉材料，“我们这才知道，他在四川有官司在身。”

　　梁山“第一桶金”

　　2001年年底，在禹晋永的建议下，台湾凯胜的老板成立北京凯爱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凯爱）。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人代表为北京创纪总经理彭丽新，股份则由彭丽新和财务王颖两人代持，出资额分别为700万元和300万元，禹晋永出任CEO。

　　但接下来一个月内，经两次股权转让后，这1000万元注册资本的股权结构变为：禹晋永占51％、王颖占30％，彭丽新占19％，法人代表也变为禹晋永。知情员工透露，这并非正常变更，禹晋永并未实际出资，只“因为账目和公章都是禹晋永把持着”。

　　北京凯爱成立不久，禹离开北京创纪。到2004年，禹晋永先后以“凯爱”之名成立了凯爱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凯爱置业）等系列公司。此外，他还在山东省梁山县建立了山东凯爱置业有限公司梁山开发分公司、梁山凯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这些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股东，除禹晋永外，还有其兄禹晋川及其妻舅赵红卫等，但纳税额、对外投资额、销售收入均是零，惟一可堪查证的“投资”是出资100万元购买了位于丰台区六里桥莲馨嘉园的一套房产用做办公室。

　　大多数“凯爱系”公司因未参加年检而被吊销，仅存凯爱置业（后更名为凯爱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工商资料显示，2003年注册成立的凯爱置业，不到一年后，注册资本从50万元骤增至12494万元，新增的1.2亿余元是位于梁山县杨营镇薛阁村以东、公明路以南的一块1500亩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但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归属已被证伪。

　　2002年年底，禹晋永以北京凯爱名义派人来到梁山，与当地洽谈兴建高科技工业园项目。据禹晋永的对外招标公告，这个项目号称投资10亿元，包括兴建信息数码港、五星级多功能大酒店、Shopping-Mall、高尔夫球场。但一位当地干部说，“奇怪的是，这么有实力，禹晋永公司的人居然在镇上待了几个月，吃住都由管委会负责。”

　　由于投资一直没到位，土地并未完成转让。梁山县国土局梁山经济开发区分局地籍管理科闫成告知《财经》记者，这块地当时已获批准由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但因其投资一直未到位，最后并未给禹晋永。

　　但在凯爱置业的工商资料中，由北京中润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产转移专项报告》显示，该地块的使用权已为禹晋永所有，其依据为梁山经济开发区“梁经开字【2004】字第002号”文件，以及梁山经济开发区土地管理分局签发的“梁国用【2004】字第007号土地使用证”。

　　而据闫成出示的土地证书签收簿，上述土地使用证的权益人为丁淑玲，与禹晋永及凯爱置业无关，“他所谓的土地使用证涉嫌造假。”

　　另据公开报道，上列会计师事务所查证在2003年和2004年并未出具上述《财产转移专项报告》。这意味着，凯爱置业用于增资的验资报告亦涉嫌造假。

　　“凯爱网”牛皮

　　2000年抵京不久，禹晋永报名参加了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工商管理博士（DBA）三班。据其同学回忆，这个项目为期两年，课程设在北京大学校园内，授课者包括美国和北大的教师，学员每个月须交一份论文，共需缴学费和手续费等十几万元。

　　虽有知情人透露，“其英文词汇量不到50个，连doctor都不会拼写”，但这个两年修得的博士学位，仍使得他以“中国地产界仅有的三位博士之一”之名频频亮相媒体，并公开自称具有清华、北大、人大、中央财大等知名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MBA导师，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理事长等头衔。

　　2004年，禹晋永推出凯爱中国网。一位参与创建者称，网站内容多为剽窃，且拖欠员工工资，“让我们各自承包网站的一个板块，销售网站看电影的点卡。”这名员工四个月仅有千余元工资，一怒之下将禹告上法庭。

　　在禹晋永对媒体的自我描述里，这一年他的财富“已经超越了因借壳上市成为中国首富的黄光裕”。这笔巨额财富来自2004年“8·31”土地大限前，通过凯爱置业斥资50亿元收购、控股25家房地产企业，储备近600万平方米土地；此后通过其在美国内华达州设立的美国凯爱世界网络有限公司（KI WORLD NETWORK CORP）反向收购凯爱置业，将土地资产装入网络公司。2005年底，凯爱中国网被出售并被保荐到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但据凯爱置业工商资料，2004年的对外投资为零。纳斯达克官网的上市公司名单里，更没有“KI WORLD NETWORK CORP”这家公司。

　　美国内华达州州务卿Ross Miller个人官网资料显示，该公司于2004年1月11日注册于该州雷诺市，注册资本为50万美元，董事长、董事长秘书、出纳均为禹晋永，在禹声称“被出售”前半年的2005年3月，即已被注销。

　　“借名”黄光裕

　　早在2004年中，黄光裕借壳上市成为内地首富之后，禹晋永谋得机会与其会面。其间自称“留美经历”“双博士学位”“1000多万平方米项目经验”以及“十几家国外基金支撑”，这些言辞打动了新晋首富，一位北京国美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国美置业）离职高管告诉《财经》记者，“黄光裕听了半截，拍板说，你要什么条件？”

　　当年12月，国美置业注册成立，禹晋永出任总经理，待遇为年薪40万元、净利润4％的提成外加每年50 万元的费用报销额度。彼时黄光裕初尝资本杠杆甜头，热衷于将实业与资本联动，他曾对房地产业务部下称，“我做房地产还要投钱的话，还要你们有什么用？”为避免专业人士陷入传统思维的窠臼，黄刻意聘用专业背景不明显的高管。

　　公司成立初期，禹晋永“资产权益化、权益资本化”的“资本地产”理论曾一度让同事感到炫目，但不久，其便显露出对房地产基本业务知识的匮乏。“连容积率都不懂，拿下地后，七天就要开工，五个月交楼。他不知道，拿地后不算规划设计，光前期报批就得至少半年。”上述国美置业离职高管回忆，被质疑后，禹晋永回应说“你们就是目光短浅”。

　　这期间很大一部分时间禹晋永用来接受媒体采访，“地产界的资本玩家”“中国资本地产理论原创者”“知本家”等头衔纷至沓来。

　　禹晋永的主要任务是找地，“看得多，谈成的少。”这位高管回忆，“像很多地产商一样，黄光裕当时见地就拿，拿到后拖着不付全款，只交少量土地出让金。反正政府对开发商囤地打击也不严，何况他跟相关部门的关系也很好。”

　　2005年4月，国美置业以4100万元保证金、8.05亿元拍得北京市丰台区西南四环地块，用于开发“国美商都”项目。禹晋永延续了在梁山、凯爱网的“高科技”包装路径，力主将项目包装成“世界电子电器高科技体验中心”。

　　但其所谓的“高科技”概念并未得到认真讨论，在此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是另一位以顾问身份与会，号称某“中国地产营销教父”的嫡传弟子。“我们当时给丰台项目的定价是14000元/平方米，但此人提出每平方米要卖3万元，而且1平方米都不卖，要作价100多个亿装入上市公司，再翻四五十倍卖给股民。”这个思路得到黄光裕的认同。但这个号称投资38亿元的项目，定位几经调整，一直未完成销售，沉淀了国美不少资金。

　　不过上述高管认为，责任并不能由禹晋永一人承担，“在资本地产理论上，他俩可谓相互影响，何况禹晋永的权力其实很有限，拍板都是黄光裕做的。”

　　2005年8月前后，有员工举报禹晋永存在安插亲友、业务能力低下等问题，随后9月间，禹晋永被黄光裕以“泄露公司发展计划”之名辞退。

　　天津再试水

　　“国美置地”的失落收场，并不妨碍禹晋永携“黄光裕地产搭档”之名再战江湖。

　　赋闲近一年之后，2006年7月，禹晋永在香港成立中国世代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世代），号称注册资本10亿元、背后有13家海外基金支持。但该公司真实的注册资本仅1万港元，大股东史维学出资8500港元，禹晋永出资1500港元。

　　两年后，禹晋永另成立中国世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仅两字之别，注册资本也是1万港元，其中禹晋永出资8500港元，赵红卫、禹爱丽、禹晋川各出资500港元。

　　离开国美后，不再限于在媒体上对自我形象进行包装，禹晋永更热衷于寻机与各级政府官员合影，其中不乏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前建设部部长、重庆湖北两省市主要领导等。高调悬挂于其个人网站，这为他在地方接洽项目陡增“形象分”。

　　2005年起，他开始与天津市静海县接触，并初步达成开发约4000亩的世代新城项目。2008年1月，此地块在天津市土地交易中心挂牌交易，起拍价为6.68亿元，竞买保证金为3亿元。项目要求建设投资15亿元的酒店、投资7亿元的国际会展中心和投资4亿元的高档写字楼。

　　但禹晋永所在的公司并没按时交纳保证金并摘牌，最终该项目地块流拍。此后，静海县政府发布通知废止与禹晋永签署的合作框架性协议，双方在2008年8月前后正式“分手”。

　　曾参与该项目谈判的静海县政府人士对《财经》记者称，禹晋永想通过“空手套白狼”的方式获得土地开发权，最终项目流产，给静海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该地块挂牌前，静海县政府承诺2008年1月30日前全部完成拆迁。为此该县政府于2007年年底下发通知，要求在2008年位于该地块的砖瓦厂停产、儿童乐园拆迁，配合项目正常开工。最后，国有背景的砖瓦厂1000多名职工全部被买断工龄，平均补偿为7万余元。

　　当地知情人士估算，静海县在这个项目上直接损失至少超过1亿元，且都由政府埋单。

　　重庆“乌有楼”

　　天津试水同期，2008年间，禹晋永高调宣布投资440亿元在重庆大渡口区建胜镇做整体开发，其中核心区是号称385米高的七星级酒店。如今，这里的农田山坡间楼宇参差不齐，仍是一片城郊结合部景象。

　　之前2006年6月，大渡口区将钓鱼嘴半岛列入开发计划，先后有多地投资商表达投资意愿。一年后，该项目为禹晋永获知，2007年8月他主动拜访了区政府领导，意图将钓鱼嘴半岛分东西两岸分别开发。其中，他最属意的是土地一级开发权。

　　当年11月，禹晋永向大渡口区提出规划设计方案，大致是以两栋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超七星级酒店为核心的国际化中央休闲商务区（CRBD）。

　　CRBD曾被作为开发首选方案。“但这个项目的前期投资在100亿元以上。”该区政府工作人员说，禹晋永当时称，100亿元的资金并不算大，中国世代成立一年多来，参与、控制开发的项目有16个，自己开发和联合开发项目有1300万平方米。

　　2008年7月，禹晋永与大渡口区区长签订《钓鱼嘴半岛项目开发意向协议》。不过大渡口区分管宣传的人士当时却发现，他们力主推出的“CRBD”，被禹晋永主动约集的媒体报道成“超七星酒店”，这让他们压力很大，“实际上这时候规划方案并未最终敲定。”

　　该人士解释，意向协议的前提是禹晋永必须先与重庆地产集团达成协议，在重庆大渡口区注册公司，先投入至少10亿元资金。直到现在，禹晋永在当地并未注册公司，遑论投资。

　　“他这样先入为主的发布消息，让外界误以为他们已经得到了开发权。”这位区政府人士说，当时重庆方面并不同意中国世代在没有真金白银投入的情况下拥有土地一级开发权。而没有一级开发权，禹晋永显然不能通过银行渠道取得资金。

　　2009年3月底，禹晋永最后一次与重庆方面协谈此项目，此后再无下文。

　　“房地产本身并不具有产业特征，只能算个行当，而开发商只能算是集合商。因为土地是租来的，向国家付土地出让金；房子是建筑公司做的；设计是由设计公司来做的。将别人的东西集合起来，仅此而已。”禹晋永曾向媒体分析。

　　利用项目用地获得银行授信，再通过销售回款实现滚动开发，为房地产开发惯用手段。禹晋永试图以空壳公司组合银行资金与政府批文等资源坐享暴利，亦为诸多地产商人“成功史”的前半段。

　　上述前国美置业高管感叹，禹晋永的十年“地产史”，恰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成长对应。在这个由土地与资本构成的产业中，依靠“空手道”于银行、地方政府之间辗转腾挪的，远非禹晋永一人。

　　而还有更多拥有海外背景、高学历头衔或挂靠名校的单位身份，且现今仍活跃于业界的地产达人的发迹路径，不过是禹晋永的升级版。“不同的是，他们成功后，都低调下来了。”

　　本刊记者李微敖、实习生陈宁、唐文竹、Max Stevenson对本文亦有贡献

105岁的周有光老人对富士康和悟本堂事件感慨万千，在他看来，中国现阶段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水平都很低，不存在“中国奇迹”；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只有靠走民主化道路才能解决；中国必须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

　　【《财经》记者 马国川】“最近两大新闻，一个是富士康的新闻，一个是悟本堂，说明中国落后是惊人的，我们的现代化没法说”。

　　这话出自一位105岁的老人周有光之口。

　　周有光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主持编制的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泽被亿万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周有光老人的前半生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在银行供职二十多年，和几个著名经济学家在上海主办刊物《经济周报》，还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

　　直到1955年，周有光才奉命改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这让他逃脱了两年后的一场劫难。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上海经济学界几乎全军覆没，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周有光的一个学生王世璋也自杀了。

　　虽然离开经济学界半个多世纪，但周有光老人对现实问题依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在他看来，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

　　《财经》：近年来，您提出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政治上，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文化，从神学到玄学再到科学。在您看来，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处于什么阶段呢？

　　周有光：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同时进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中国的工业化是廉价劳动和外包经济，这是低水平的工业化。最近的“富士康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工人一个月正常工作只能拿到几百块钱，生活都不够，工会不能保护工人的利益。你去看看英国工业发展史，富士康这样的企业跟英国最落后时代的血汗工厂差不多。

　　至于信息化，我们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很低的。罗斯福讲四大自由，现在我们要超越“四大自由”的自由，第五大自由就是网络自由。

　　网络自由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中国还没有了解自由的重要，原来“四大自由”都没有，第五大更谈不上。全球化时代是透明化的，反对透明化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苏联经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们难道害怕透明吗？

　　《财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两年不断有人鼓吹“中国模式”，认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您怎么评价所谓的“中国模式”呢？

　　周有光：据我看到的资料，关于“中国模式”国内外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中国原来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后来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于是经济就发展了。还有人想模仿我们，越南模仿，也很成功。

　　第二种讲法，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美国在慢慢衰弱下去，要衰亡，中国的模式起来了，大国崛起嘛。这种说法鼓吹说，将来世界中国模式代替美国模式。那么我就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

　　中国改革不是一步一步走的，是半步半步走的，走了半步，大家已经很满意了。外国人研究中国的社会，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简单来讲，就是“半封建半资本”，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发展经济。

　　《财经》：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也能够发展经济？

　　周有光：可以发展经济。归纳起来，有几种社会转型的现象是相似的。第一种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四大财阀垄断了日本的资源。第二种是苏联瓦解以后的俄罗斯，今天俄罗斯的大资本家都是苏联原来的官员。第三种是中国，叫做“翻牌公司”，“公营”一翻牌就变成“私营”了。第四种是印尼，苏哈托上台以后经济发展了，搞的是“裙带资本主义”。国外研究认为，这四种转型是同一个模型，都是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很难逃过。

　　《财经》：当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分化严重，有人说中国有堕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周有光：国内外部分研究者认为，中国不是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而是已经进入权贵资本主义时代。权贵资本主义跟印尼的裙带资本主义、日本明治维新四大财阀是同一个类型，跟苏联官僚摇身变为大资本家是一个模式。俄罗斯学者写了很多文章，可惜我们很少能够看到。

　　《财经》：那么，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怎么解决呢？

　　周有光：不走民主道路是不可能解决的。专制，有野蛮专制，也有开明专制，走开明专制也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本来苏联是一个集权模式，中国是学苏联的，许多国家学苏联的。学苏联最厉害的一个高潮，一共有40个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今天还有几个呀？说明苏联这个模式失败了。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中国的社会结构水平还是很低的。

　　最近新加坡李光耀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中国是在起来，是在发展，也发展得很快，但是要追上美国，至少要30年，而且这30年美国不是站着不动的。中国是在发展，但是太乐观不行。我觉得李光耀讲得对。

　　《财经》：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曲折，教训多多。您认为有哪些教训值得汲取？您理想中的现代化中国是什么样的？

　　周有光：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向苏联“一边倒”，苏联自己不是都垮掉了吗？

　　我理想的中国的未来是什么呢？我想，很简单，我们必须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走这条道路，中国会发展；离开这条道路，中国受灾难。没有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可走。

　　《财经》：这些年出现的新情况，有些人觉得中国能够走出一条新路来，好像我们发展经济的方式还挺管用，我们不是创造“中国奇迹”了吗？

　　周有光：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外国朋友开玩笑说，你们不是参加WTO了，有几个WTO？改革开放以后，新加坡大学邀请我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新加坡大学规模不大，各方面非常好。空闲下来，我和一位英国教授到公园散步聊天，我问他，许多人说新加坡是一个奇迹，你是什么看法？英国教授告诉我，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什么叫常规呢？按照国际先进的先例来做，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国家要是民主的，要是开放的，有这个条件就可以得到国际帮助。新加坡本来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后来被赶了出来，李光耀大哭，我们又小又穷，又没有人才，又没有资源，怎么建立国家呢？后来召集国际会议，说建设一个新国家很简单，没有就请求帮助。新加坡走民主道路，搞开放，很短时间就“起飞”了，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前些年大家都说“大国崛起”，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国崛起》，新加坡就是典型。

　　从经济学上讲，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研究员张森根先生为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英、美、法国的民主制	俄、德、意（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选举由各党发布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因选民有投票权。开会时有争辩。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布党指定。垄断选举， 开会时只有举手无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三）反对党公开存在。	（三）不容许反对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