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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岁的周有光老人对富士康和悟本堂事件感慨万千，在他看来，中国现阶段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水平都很低，不存在“中国奇迹”；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只有靠走民主化道路才能解决；中国必须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 　　【《财经》记者 马国川】“最近两大新闻，一个是富士康的新闻，一个是悟本堂，说明中国落后是惊人的，我们的现代化没法说”。 　　这话出自一位105岁的老人周有光之口。 　　周有光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主持编制的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泽被亿万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周有光老人的前半生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在银行供职二十多年，和几个著名经济学家在上海主办刊物《经济周报》，还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 　　直到1955年，周有光才奉命改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这让他逃脱了两年后的一场劫难。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上海经济学界几乎全军覆没，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周有光的一个学生王世璋也自杀了。 　　虽然离开经济学界半个多世纪，但周有光老人对现实问题依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在他看来，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 　　《财经》：近年来，您提出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政治上，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文化，从神学到玄学再到科学。在您看来，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处于什么阶段呢？ 　　周有光：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同时进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中国的工业化是廉价劳动和外包经济，这是低水平的工业化。最近的“富士康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工人一个月正常工作只能拿到几百块钱，生活都不够，工会不能保护工人的利益。你去看看英国工业发展史，富士康这样的企业跟英国最落后时代的血汗工厂差不多。 　　至于信息化，我们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很低的。罗斯福讲四大自由，现在我们要超越“四大自由”的自由，第五大自由就是网络自由。 　　网络自由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中国还没有了解自由的重要，原来“四大自由”都没有，第五大更谈不上。全球化时代是透明化的，反对透明化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苏联经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们难道害怕透明吗？ 　　《财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两年不断有人鼓吹“中国模式”，认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您怎么评价所谓的“中国模式”呢？ 　　周有光：据我看到的资料，关于“中国模式”国内外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中国原来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后来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于是经济就发展了。还有人想模仿我们，越南模仿，也很成功。 　　第二种讲法，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美国在慢慢衰弱下去，要衰亡，中国的模式起来了，大国崛起嘛。这种说法鼓吹说，将来世界中国模式代替美国模式。那么我就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 　　中国改革不是一步一步走的，是半步半步走的，走了半步，大家已经很满意了。外国人研究中国的社会，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简单来讲，就是“半封建半资本”，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发展经济。 　　《财经》：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也能够发展经济？ 　　周有光：可以发展经济。归纳起来，有几种社会转型的现象是相似的。第一种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四大财阀垄断了日本的资源。第二种是苏联瓦解以后的俄罗斯，今天俄罗斯的大资本家都是苏联原来的官员。第三种是中国，叫做“翻牌公司”，“公营”一翻牌就变成“私营”了。第四种是印尼，苏哈托上台以后经济发展了，搞的是“裙带资本主义”。国外研究认为，这四种转型是同一个模型，都是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很难逃过。 　　《财经》：当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分化严重，有人说中国有堕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周有光：国内外部分研究者认为，中国不是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而是已经进入权贵资本主义时代。权贵资本主义跟印尼的裙带资本主义、日本明治维新四大财阀是同一个类型，跟苏联官僚摇身变为大资本家是一个模式。俄罗斯学者写了很多文章，可惜我们很少能够看到。 　　《财经》：那么，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怎么解决呢？ 　　周有光：不走民主道路是不可能解决的。专制，有野蛮专制，也有开明专制，走开明专制也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本来苏联是一个集权模式，中国是学苏联的，许多国家学苏联的。学苏联最厉害的一个高潮，一共有40个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今天还有几个呀？说明苏联这个模式失败了。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中国的社会结构水平还是很低的。 　　最近新加坡李光耀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中国是在起来，是在发展，也发展得很快，但是要追上美国，至少要30年，而且这30年美国不是站着不动的。中国是在发展，但是太乐观不行。我觉得李光耀讲得对。 　　《财经》：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曲折，教训多多。您认为有哪些教训值得汲取？您理想中的现代化中国是什么样的？ 　　周有光：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向苏联“一边倒”，苏联自己不是都垮掉了吗？ 　　我理想的中国的未来是什么呢？我想，很简单，我们必须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走这条道路，中国会发展；离开这条道路，中国受灾难。没有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可走。 　　《财经》：这些年出现的新情况，有些人觉得中国能够走出一条新路来，好像我们发展经济的方式还挺管用，我们不是创造“中国奇迹”了吗？ 　　周有光：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外国朋友开玩笑说，你们不是参加WTO了，有几个WTO？改革开放以后，新加坡大学邀请我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新加坡大学规模不大，各方面非常好。空闲下来，我和一位英国教授到公园散步聊天，我问他，许多人说新加坡是一个奇迹，你是什么看法？英国教授告诉我，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什么叫常规呢？按照国际先进的先例来做，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国家要是民主的，要是开放的，有这个条件就可以得到国际帮助。新加坡本来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后来被赶了出来，李光耀大哭，我们又小又穷，又没有人才，又没有资源，怎么建立国家呢？后来召集国际会议，说建设一个新国家很简单，没有就请求帮助。新加坡走民主道路，搞开放，很短时间就“起飞”了，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前些年大家都说“大国崛起”，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国崛起》，新加坡就是典型。 　　从经济学上讲，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研究员张森根先生为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新浪杂谈] “小心你们的孩子！”—— 史上最凶狠的教育厅官员  我们很小心[发纸条] 等级： 发帖总数：2 阅读：1291回复：15 发表于 2009-06-23 21:19:31 “小心你们的孩子！”，这是浙江省教育厅一位官员，指着家长们的鼻子，恶狠狠地说出的话。6月21日，杭州外国语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这位穿着深色T恤的官员，眉头紧皱，左手叉腰，抬起夹着香烟的右手，这样说道。看着此人凶狠的表情与野蛮的言语，看着他的烟气升腾在禁烟的中学教学楼里，你很难相信他是一位来自浙江省教育厅的官员。今年浙江省高考理科第一名，就出在这所有着四十五年历史的名校，遗憾的是，如果浙江省教育厅的改制文件不变，有着金字招牌的杭外，即将被浙江教育学院合并，改名叫浙教院附中。为什么要这样？杭外教师也不知道。6月15日下午，他们突然得知学校要改制的消息，非常震惊。如此重大的决策，既没有广泛地征求大家的意见，也没有经过充分地论证，就仓促地决定并宣布，显然是不恰当的。这令所有关心学校前途、关注中学教育的人们，都感到忧虑。浙江省教育厅网站2009年6月16日颁布的《浙江省教育厅关于调整杭州外国语学校办学体制的决定》（浙教计〔2009〕93号）称：“省教育厅决定，通过你校与浙江教育学院合作共建，用3年左右时间，对你校的办学体制进行调整……管理整体划归浙江教育学院，作为浙江教育学院的附属中学，一套班子，两块牌子。”（http://www.zjedu.gov.cn/gb/articles/2009-06-16/news200906­16181612.html）这个决策，采用的借口，是要改变杭外现行的国有民办体制；而本质的原因，是要将浙江教育学院改建设成以外语外贸为主要特色的全日制本科高校，“既需要拓展空间，又需要吸引人才和增加人员”，说白了，这所目前还不存在的“浙江外语外贸大学”，既缺教师、又缺校舍，需要合并一所中学的师资、土地与校舍，才有可能上报待审，于是浙江省教育厅突发奇想，就作出了这样滑天下之大稽的决定。合并一所中学去创办一所大学的荒唐报批，谁都看得出是欺骗性的，必然通不过国家教育部的正规审核；同时，也严重低估了杭外在中学教育界巨大的品牌价值与核心竞争力；更糟糕的是，教育厅暗箱操作，既不提前让教职工知情、参与讨论，也没有任何听证会，一纸不合理的行政命令，让这所全国知名的中学，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无论教师、学生、家长，都不能接受。在校的学生们在6月17日的夜晚，默默地用烛光纪念他们心爱的学校http://www.19lou.com/forum-1597-thread-18479607-1-1.html；教师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二章第七条第五项，以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形式，积极地参与到学校民主管理中，为“同意改制，拒绝附中”而努力；家长们更是忧心忡忡，在6月21日，到学校了解情况，并说“我们的孩子不要读附中，我们读的是杭外！”一位母亲说：“那算什么呢，到底是杭外还是附中呢！这不是：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吗？”不料碰到这位浙江省教育厅的官员，脱口而出的竟然是：“你才是婊子！你才是婊子！你是婊子！”现场一片哗然！之后这位官员又放狠话：“小心你们的孩子！”我们知道，除了童言无忌与酒后真言，情急之中脱口而出的，往往也是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小心你们的孩子！”，他所说的就是他所想的，而若是给这位官员做个心理分析，这句话背后隐含着的逻辑就是：孩子=人质。具体地看，有三层含义：一．敌我原则教育厅不是为家长服务的机构，而是与家长对立的。家长们的批评意见，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本可以促进教育厅的工作；但是在这位官员的眼里，提出意见的家长就是敌人。二．虐待手段孩子在学校，学校又归教育厅管，所以孩子就在教育厅的手中。家长得听话，不能提意见，不能抗议，否则，“小心你们的孩子！”，要未成年的人质吃苦头。教育厅的官员，把自己当作了塔利班的武装分子。三．获利欲求绑架人质，目的是要谈条件，以胁迫的手段追求利益最大化。绑匪连基本的人道主义都没有，更不要说遵守法律了。把这所知名中学连根拔起，组建一所“浙江外语外贸大学”，背后是滚滚的利益。 稍懂教育的人都知道：教育乃是解放，不是捆绑。而浙江省教育厅的官员，就这样把炸药捆在自己、和孩子们的身上！  

上个周末，朝鲜发了颗导弹或者卫星。新浪编辑据说独具慧眼地用黑体字效果以突出朝鲜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刊出的以下内容：金正日虽然为今次发射感到自豪，但亦因不能将花在火箭上的钱用于民生，深感难过，一度落泪，金正日说“我们的人民仍会理解的”，“让我们向最终胜利跑步前进。”而腾讯更是将“金正日哽咽”直接放上了要闻区的标题。 FTchinese上面有篇评论《金正日的眼泪》。看了这个标题的人，估计都会联想到某种爬行动物。   星期一，亚太各股市涨得都很好，就凭这一点，金正日也该明白，他不如出来投降受审算了。

2008年最后一篇。。。 我也没啥好祝福的，也没啥好展望的，因为我就不信这个…… 本来年、月什么的也是人为划分方便计时而已，没啥特别的……   倒是想推荐大家看一个视频。希望2009年这样残害儿童的事还是少发生……虽然我知道希望也挺渺茫的…… 不知道这些小学生在哪个城市，我觉得要把它、以及周边地区在2015年以后的GDP、人口等指标的增长率预测调低。   视频连接：http://www.hecaitou.net/?p=4191 全文—《2009，中国加油！》2009 中国最大!!!!甲：大雪像西方的价值观自由的飘洒，乙：漫天哀愁，一地冰碴 !甲：中国退缩了吗？全：没有！奥运成功了！我们胜利啦！甲：炎黄坚毅的热血，如炽烈的圣火。燃烧灰暗的世界，全：万里江山，又嵌上五彩的画夹！甲：地震像萨科奇的立场，用猥琐的伎俩摇晃着巍巍中华。甲：中国退缩了吗？全：没有！神七飞天了！我们胜利啦！甲：瘦瘦的欧罗巴，挡不住天朝的金戈铁马，全：地震的余波也能把法兰西催垮！甲：橄榄丢进火坑，乙：鸽子啄伤老鹰，全：诗意的枫桥，也能敲响反华的丧钟！甲：塔里木的石油盛开幸福之花，乙：达旺的唢呐奏响在喜马拉雅。甲：中山世土的积怨填平了琉球海沟，全：日月潭的微笑成为太平洋的奇葩！甲：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乙：不改旗、不易帜、不回头全：将反华者狠狠的踏在脚下甲：打满补丁的大船，挂上崭新的桅帆全：乘风破浪，意气风发！甲：2009全：中国加油甲：2009全：中国最大    

忽然听程同学说范跑跑在杭外教过书，2003年离开的。 快跑！快跑！范跑跑继承了杭外“有事先跑”的优良传统，在那一刻，历史上伟大的逃命者灵魂附体，他不是一个人在奔跑，他不是一个人在奔跑……   我呼吁杭外校友都上网发帖支持范跑跑。   顺便吹嘘一下，地震那天，我应该是上海新茂大厦第一个跑下楼的。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个讲法语的大哥在我前面，他是楼上跑下来的，应该比我跑的早。到9楼时，他的电话响了，我乘他接电话时超越，最后以半个楼层的优势率先冲出防火通道。

仅仅出差一个星期，就觉得和中国的信息很隔膜。想来如果19-21号那三天如果我不在上海，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心理反弹。不知道现在国内对于四川地震是否还有关注的热度。   詹姆斯·多恩：四川震灾启示 詹姆斯·多恩 《财经网》 　 [ 05-29 11:17 ]    自然灾害无从躲避，但我们可以通过保障自由的制度，尽量减小风险和不确定性 　　【《财经网》专栏·卡托专栏（Cato Column）】四川地震造成的巨大灾难，让我们看到了自然界的无常、生活的不确定以及人们对受灾者的同情。但是，还有一点尤为重要，不可被遗忘：那就是，一个国家若拥有发达的市场、普遍的私有财产权以及活跃的公民社会，就比那些缺乏这类制度的国家更能经受住自然灾害的考验，并从中恢复。　　对价格和企业利润的控制，以及私有财产权的缺失，都会加剧自然灾害的持续时间与量级。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方式能够增加财富，并允许经济系统对冲击做出快速反应，从而为应对灾害提供最佳保障。目前已退休的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经济学家乔治·霍维奇（George Horwich）曾指出，坚持自由市场原则的国家较之于压制经济自由的国家，是如何更好地经受住自然灾害的。　　1988年，在一场地震中，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有2.5万人丧生。次年，一场相同量级的地震袭击了美国旧金山市，死亡人数仅为67人。在对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研究中，霍维奇发现，日本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在战后创造了大量财富，连同强大公民社会的作用，使日本迅速从地震中恢复，而整体经济并未遭受持续伤害。　　神户当地的学校校舍建设质量上乘，被用于安置三分之一无家可归的灾民。霍维奇说，“价格导向型市场对地震的反应”使总损失达到最小化。而且，若没有繁复的规定及各种阻碍自由市场的因素，如过时的土地使用政策，日本的震后恢复可能进展更快。　　从霍维奇的自然灾害研究中，我们应该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若有可以自由流通的信息、充满活力的私人市场以及对财产权加以保护并允许公民社会发挥作用的政府，灾害损失是可以降低到最小的。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可以通过扩展经济自由、创造财富及培养个人的责任感，来缓解自然灾害。　　为了解市场自由主义在减轻自然灾害损失方面的重要性，我们只需比较近期缅甸对风暴灾害的滞后反应与中国对地震的快速反应。前者无疑是一个在计划经济下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家，而后者自1978年起就开始了经济的自由化进程及对外开放。而且，中国从SARS危机中认识到，应对灾害的最佳策略就是允许信息公开。而市场改革为人们带来了先进通信技术的普及，越发促进了信息的自由交流。　　然而，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市场化进程仍然缓慢，特别是土地的私人所有权仍然缺失。这使得摆脱贫困变得艰难，同时减弱了居民对自然灾害做出反应并降低损失的效果。　　一旦财产权得到保障，私人所有者就会有足够的激励去维护财产品质。若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其所有者会乐于在土地上进行投资，并可将土地用于抵押。财富将被创造，市场交易将被扩大，从而使人们获利更多。家庭将把他们获得的新财富用于子女的教育，而这种人力资本投资也将使社会受益。　　家人、邻居和朋友总是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伸出援手的人。而在自由市场经济下，他们付出的努力将比在财产与信息都控制于精英之手的计划经济下更为成功。人们将不会因信息缺失、政府干预及价格管制等受到牵制，其他人也可以通过组织良好的私人慈善机构来直接参与救灾。北川县及四川其他不发达县的校舍建筑不合标准，或规范未被严格执行，结果殃及无辜儿童的生命。这种悲剧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在保护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方面的失误。　　自然灾害无从躲避，但我们可以通过保障自由的制度，尽量减小风险和不确定性。正如霍维奇指出的，自由和繁荣才是创造更安全环境的最佳方式。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已使之可以更平稳地渡过自然灾害的侵袭；但四川震灾中的教训告诉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做。中国应当继续推进经济发展与个人自由，并将集体所有制转为私有，这样，农村的贫困人口才能获得更强的自力更生能力。■

默哀三天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如同我们的悲哀没有停止，不仅是对于地震的受难者，更是对于社会，我们的反思也不应停止。 我今天开始贴一些有意思的文章，先从比较平和的开始。   张闳：中国愤青的狂暴已经接近病态南都周刊    2007-07-27 16:49:32 张闳 上海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南都周刊：据说“愤青”一词本源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指欧美左翼思潮中，那些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在中国大陆，最早的愤青是指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你认为是什么具体原因促使愤青在“文革”前后的产生？和国外的愤青相比，他们有哪些异同点？       张闳：由“知青”变“愤青”，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些“知青”的前身是“红卫兵”，多半是一些抱有革命情怀的年轻人。在成为“知青”的初期，也依然相信自己将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但事实上呢？他们被放逐到陌生的环境里，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当初的理想破灭，人生毫无前途。尤其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开始反思，1970年代中期，一些觉悟的青年通过阅读禁书和小氛围的思想交流，重新寻找人生的价值。直到“文革”结束后，他们的声音开始浮出水面，表现为“今天派诗歌”和“伤痕小说”等。 与1960 年代西方的左翼愤青相比，知青一代的中国愤青更理性。1960年代西方学生造反运动与“嬉皮士”运动密不可分，他们更强调欲望、生命激情，在形式上跟“红卫兵”运动很像。但知青一代则是通过对“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和背离，来表达自己的。他们虽然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叛逆姿态，但更多的是耽于思考而疏于行动，较少具有破坏性。虽然他们也并没有表现出强大的建设性，但充满了对新的理想和价值的呼吁。在旧的理想和价值业已破产的情况下，甚至扮演了新的道德代言人的角色。       南都周刊：“文革”以后的1980年代，是慷慨悲歌的理想主义的天下，从文学上看，大批“知青小说”，表现一代知识青年在那场荒谬的历史运动中所显示出的理想追求和人格精神，另有一些作家以平民代言人的角色，描写社会下层的追求及幻灭，默默无闻中孕育的愤怒和反抗。有人说，以上社会因素促成了理想主义愤青的成长，比如梁晓声就公开宣布：我是一个愤青。这一阶段的愤青有什么特征？       张闳：“文革”后，国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通过高考、返城、招工等措施，知青大多得到了安置。更为重要的是，全社会有了新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实现现代化。至于如何实现且不论，但至少在理论上承诺了每个人都有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愤怒的理由不多。纵然个人有诸多不满，但在当时都被解释为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但“阵痛”。因此，当时的“愤青”所针对的大多依然是“文革”。       接下来的问题是，新时期的社会理想虽然在理论上高唱的是“实现四化”，但公众的日常生活却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物质化。而对“红卫兵”    “知青”运动的否定，同时也包含着对一代人青春的否定。一代人已然失去了青春，如果又得到多少物质利益的话，他们的生命价值就显得很低廉了。所以才会有梁晓声这样的作家，他们试图通过文学重新在“知青”生活中发掘激情和理想辉光。让那些在新时代并没有得到多少利益的普通人，在对昔日时光的回忆中重拾青春理想，以赢得自我肯定。这是一个善意的动机，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旧梦，一个“一无所有者”的精神鸦片。       更年轻的一代人则不同，比如崔健。这一代对“一无所有”的理解，表现得更加坦然。他们更愿意以一种游荡的姿态，表达对现存秩序和价值的反叛。由此看来，梁晓声既不愤、也不青。崔健才是那个时代的愤青代言人。       南都周刊：1980年代后期，是理想主义逐渐告别中国的时期。一个例子，就是后来电影《保尔·柯察金》，解构了保尔·柯察金这个影响中国几代人心灵的理想主义英雄形象。这是否意味着理想主义愤青的归隐江湖，其原因是什么？ 民族主义愤青的崛起        南都周刊：1990年代，全球化日益加深，民族主义再度兴起。此时，愤青概念也开始分化，一些人逐渐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被冠以民族愤青之名。你怎么看待这一类愤青产生的背景？         张闳：一般而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在民族国家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才容易出现的。它出现在1990年代的中国，情况确实非常特殊。这个时期，中国开始进入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当中，一般而言，这是中国国家发展的一个新的机遇。毫无疑问，它同时也是一个挑战。进入全球化体系会引发民族认同危机吗？         新的国际秩序需要学会新的外交原则。这些原则既有“丛林原则”式的强权政治，又有多重势力相互妥协的商谈政治。这两种交往原则，中国人都没有学会。既无力应对强权，又不懂得妥协。挫败感无可避免。这就刺激了100多年来中国公众最敏感的心理旧创——民族屈辱。100年的历史仿佛是一个圆环。在民族主义这一点上，官方新的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心理达成了空前的契合。对于愤青来说，适当地表达一下民族义愤，这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心理上也是安全的。        南都周刊：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升温，它有着怎样的影响？         张闳：尽管《中国可以说不》是一本刻意制造出来的粗糙之作，但它确实是合时宜的。“说不”，是表达愤怒的通行手段。国家可以“说不”，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说不”行为以合法性，而且，有可能将“说不”行为上升到民族国家大义的高度来予以肯定。这对愤青是一个强大的心理支撑。尽管他们未必知道为什么要“说不”、对什么东西“说不”和如何“说不”。        南都周刊：伴随着网络的普及，“愤青”一词频频出现在BBS及QQ群聊天室。充斥论坛的往往是各种漫骂和煽动性的“爱国言论”，粗鄙的人身攻击和诋毁，还有对战争的无原则鼓吹。最新的一个事例，就是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被骂为，被迫失声。怎样看待网络极端愤青的杀伤力？        张闳：互联网话语暴力，并非仅限于民族主义愤青。这是中国大陆一个普遍化的暴力倾向。话语暴力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无非是借助“爱国”的道义力量，为话语暴力确定合法性保护和爆炸性力量，与“爱国”与否本身关系不大。葛红兵的言论确实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他恐怕还没有资格被称之为“”。        其实，愤青是话语权利资源相当稀薄的一群，如果没有互联网，他们很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一旦有了这样一个意见发布平台和表达权利，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来使用它。互联网的匿名性和群体效应，为愤青提供了很好的心理保护，愤青只能满足于在虚拟空间里获得一些虚幻的表达权。虽然他们依靠数量和音量，似乎发出了很强的声音，但实际上他们的声音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因而也就变得可有可无、无关紧要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依然是话语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表达权相当有限，而且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一个版主随随便便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把他们的言论删除得一干二净。所以，这种貌似强大的声音，实际上是弱不禁风。虽然我不支持愤青们的暴力化的表达，但我觉得社会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充分和更可靠的表达权利和表达空间，否则，这种暴力化的反弹将会更严重，后果也更危险。        这些人是靠不住的         南都周刊：就目前来看，极端民族主义愤青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反日和反美愤青；第二类人则是反美愤青的分支，不顾道德和国际法则，通过将本·拉丹和萨达姆等人奉为英雄，来发泄心中的情绪。第三类人是要求武力攻台者。在全球化时代，从国与国以及国与地区的关系来看，民间的民族主义具有微妙的制衡机能，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引导并建构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如何来看待这一类愤青的影响？        张闳：我对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论并不特别在意，无论它是反美还是反日。一般而言，它还只是停留在盲目的情绪冲动的层面。这种盲目的本能冲动，隐含着某种危险性。但要传化为危险的行动，还需要一些重要条件。一是极端主义理论。比如本·拉丹的基地组织，有伊斯兰原教旨为理论基础。二是强人式的领袖。目前中国所谓“极端民族主义”愤青，缺乏这样的条件。 民族主义是一个含混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根本就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凝聚力，而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强人式的精神领袖似乎也没有可能出现。缺乏这两者，愤青就只能沦为乌合之众。依靠盲目的本能冲动纠集在一道，一有什么危险的风吹草动，旋即做鸟兽散。萨达姆就上了这些人的当。当初他们支持萨达姆，狂热反美，结果怎么样呢？国家真有危难，这些人是靠不住的。        南都周刊：从国内原因来讲，有学者认为，极端民族主义愤青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会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不利于我们民族奋力争取富强的精神资源；而且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激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走向“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这个有没有道理？        张闳：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对内的极左思潮是最容易结盟的。这二者的同盟一旦建立，将是社会政治生态急剧恶化的征兆。不过，这还要看这种思潮所影响的人群。在现代政治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对国家发展走向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依靠人群的数量。如果人数能决定国事，那政治改革就已经完成了。        南都周刊：有社会学家认为，极端民族主义愤青虽然爱国，但其激进的思维方式和言论却有可能因“遮蔽了真理”而最终导致误国。鲁迅先生早在许多年前称他们为打着爱国旗号的“爱国贼”。如何评价以上言论？         张闳：我在网上已经看到过称鲁迅为“”的言论。这已经够极端的了吧。如果鲁迅也是“”的话，我就不知道这些“爱国者”所爱的“国”是一个什么东西了。我只能称他为“无赖”。这种无赖实际上什么都不爱，只爱一个空洞的、子虚乌有的“国”，用来应对自己内心的麻木、愚顽和冷漠。对这种人，有一个西方思想家说得一针见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粪青玷污愤青的名字        南都周刊：从积极的意义上考虑，有一种愤青，是具有正义感、责任心、公民意识觉醒的人。他们嫉恶如仇，鞭挞时弊、为己为民争权利。然而愤青的概念发展到今天，他们也似乎已经被妖魔化、边缘化，被“一锅煮”，有没有为愤青正名的必要？         张闳：“愤青”原是指那些有理想、有激情、有勇气、有正义感和有责任心的年轻人。有正义和责任在心，才会对不公有愤怒。事实上，任何一个正直的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不同程度上是“愤青”。而如今，“愤青”已被写作“粪青”，表达了人们对那些盲目、愚昧、没有理性、不负责任的言行的不满。“粪青”的种种无端的狂暴情绪，已经接近病态了。他们对具体的事物漠不关心，对具体的不公视若无睹，对身边的事物也没有爱。只有一派歇斯底里的狂吼乱叫。如果这不是心理病态的话，那么，就是没有廉耻。“愤青”已经成为“无赖”的代名词，很难再纠正。“粪青”应该为“愤青”这个可爱的名字被玷污负责。

网易上的一个新闻： 石家庄“白皮香烟”泛滥烟草市场   所谓“白皮香烟”，是一种没有商标，只在外包装上印有“特需专供”、“内部供应”等字样的香烟，有的甚至连一个字都没有，只是用白纸包着，据说只供应特殊用户。 五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各种特权阶层飞扬跋扈，特权思想大行其道。白皮香烟是个可供管窥的小现象。 市场经济下，特权市场化了，权力变成资本，我以为也是一种曲折的进步，至少权钱也可以交易了。钱，相比之下还是平等些。   这样的情况也不是中国独有，最近看的《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一书，以物资匮乏为切入点，刻画了苏俄社会的特权横行，颇为传神。

很久没有更新了，都不知道写点什么。   上个月去了圣淘沙，发现那里是个新加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回来写了几句就觉得要躲避某些关键字来谈这个问题，要么隔靴搔痒，要么仔细构思写点隐讳的文字。没心思仔细构思，于是作罢。   不过今天看到一篇强文，阚凯力终于发了一回飙，大家共赏。   阚凯力现场PK国资委 称中国上3G是祸国殃民 2007-04-14 08:56:19　来源: 网易科技报道　网友评论 85 条 进入论坛 　　阚凯力称通讯的真正发展方向是WiFi，上TD整个就是祸国殃民。并现场与国资委官员PK。 网易科技讯 4月14日消息，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昨日在中国蓝牙峰会上表示中国搞TD就是祸国殃民，包括国家推广WAPI都是宽带推广的拦路虎绊脚石，并与现场的国资委官员卢奇骏交锋这个话题。以下是他们对话交锋的全文实录。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你要不说TD这个会我就不愿意说了，祸国殃民。我不知道电信业谁愿意上TD啊？张春江网通最穷的，就是张春江在那儿一趟一趟跟着跑，整个作秀。因为他最踏实，TD给谁也不会给他，所以假积极。你看看王旭东那一块不这样啊。你别提TD了。 前一个星期香港电台的来采访我，说中国什么时候应该上3G。我说两个标准，第一，李嘉诚他什么时候赚钱了没准就有戏了。国内呢，联通那CDMA1X，3G的业务都有，电视都在CDMA1X上面能够看啊，不知道你们的手机能不能做啊，但是他的系统没问题。谁见过谁拿手机看电视的？什么时候联通的CDMA1X的容量不够了，要扩容了说明国内有市场了。达到这两个标准之前3G别说TD了，3G也要赔钱。真正的发展方向是WiFi，刚才说起有一个西电捷通弄了一个WAPI出来，强行推广，整个是祸国殃民，我们国家的宽带推广的拦路虎绊脚石。这肯定要有伤害及包括TD在内。没见过中国移动卡着脖子按着脑袋让他上TD，人家说上就上了，267个亿。 国资委卢奇骏：第一轮是267个亿。这个钱是国家投资的。 阚凯力：不能说打水漂，只能说是学习。267个亿要是能够推广推广我们农村的教育，或者是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蓝牙根本就不需要国家拿钱，国家一拿钱这个事肯定就坏了。你们也沦落为TD了。 卢奇骏：阚教授，你说TD肯定搞不成吗？讲讲你的理由。 阚凯力：很简单，我说两条，李嘉诚的CDMA成本比TD便宜，他现金流都是负的根本谈不上怎么投资的。日本和韩国，韩国主要的是CDMA1X，就是联通那个，国际上这个就叫3G，国内非得把过上的3G叫做2.75G，说这不是3G，为什么啊？看着国内的市场大非再卖一轮设备不可。 日本，3G头一个是小日本上的NTTDoCoMo，我前两年到日本东京，那儿的朋友跟我说，他说我今天的手机标准就是跟TD一样，既不是GSM也不是CDMA，他搞了一个PDC，跟全世界谁也不兼容，后期的研发也没有。所以乱得一塌糊涂，今天在东京，他说我今天手机如果能够打通了，今天算我的好日子。到这个地步。所以日本在2G上面吃了大亏、倒了大霉了，他不搞3G搞什么？他可能主要是打电话发短信，再加上日本人上下班坐的地铁上班2个小时，下班2个小时，没别的，怎么着？看黄片啊。唯一的非话音、非短信，2G干不了的就是看黄片。 这个事情日本的3G国际广泛关注，我们在国际电信业的学术会议，全世界的专家讨论了多少轮了，日本人说得很清楚，我们为什么上3G，因为我们的2G太慢了。 卢奇骏：阚教授，不管他看什么片子，赚钱了没有？ 阚凯力：这个能赚钱地为什么能赚钱？咱们中国移动不是赚钱赚得一塌糊涂吗？他就拿3G顶着2G使，那可不是赚钱。我说要没有中国移动和联通，两个公司三个网，中国的2G是全世界最好的2G，不但是规模，网络覆盖的质量，老外到中国北京相信到深圳也是，一看目瞪口呆，说国外在地铁里面打手机是好得不得了了。现在中国很多的电梯里面照打手机，中国移动还要做广告吗？全世界像这样的基本没见过，电梯里面不通手机那是天经地义，中国连电梯里面都覆盖了。 所以，实际上赚钱靠什么？还是靠话音，不管是2G还是3G。如果3G本身的特有业务在日本能赚钱，也就是看黄片。除此以外，你说他赚钱赚在哪里了？2G干不了的业务，没有啊。 所以，我说非洲国家没有2G的你想上3G，华为中信到非洲、东欧这些电信很落后的一卖卖3G去我也支持。如果中国十年前这种状况，没有咱们移动和联通这两个公司三个网这么覆盖，中国上3G我也支持。中国总得有一个东西用啊，但是现在3G是干什么使？两个标准，CDMA1X联通那个什么时候要扩容了，第二个，李嘉诚什么时候赚钱了。（Lfen）

百度搜出私人电子邮件 用户起诉百度其侵权行为    我一直觉得百度不是一个搜索引擎，而是一个竞价排名机构，还一直自称搜索引擎。现在这样的事，是不是某个机构出于监控的目的，让他们做的，然后他们一时得意就放在了他们的公众服务里面。 感觉生活在1984的世界。   另外，文中的用户是个律师，发现中国法律不保护隐私权。不过想想也是，连个产权法都通不过，还取个奇怪的名字叫物权法，隐私权这种不利于“管理”的私权当然不能有了。   生活在1984，要小心啊。